鞍钢学派的高炉操作特点

刘云彩

（首钢总公司）

鞍钢是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又是一所大学校，她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炉技术专家，除鞍钢外，分布在包钢、武钢、酒钢、攀钢、梅山、湘钢、水钢、柳钢和宝钢等大、中型钢铁企业。鞍钢宝贵的高炉操作经验，通过这些专家传向全国，使我国高炉操作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

鞍钢高炉操作拥有自己的特点，有别于西方工业国家。西方国家高炉先进的技术指标，是靠仔细加工炉料、不断地改进装备和高度的自动控制技术取得的。建国初期鞍钢的高炉专家，在炉料条件较差、设备比较落后和监测及控制水平较低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学习外国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高炉操作技术，使高炉生产在不利的条件下达到最佳水平，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操作学派。综合起来，鞍钢学派的高炉操作有如下特点。

第一，重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1952年以后，在高炉布料方面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形成炉顶调剂操作；同年推行加湿鼓风，1956年开始在9号高炉实施高压操作。这些重要的高炉操作技术，迅速在全国推广，是我国吸收、提高国外技术的成功典范。这一经验，为我们以后不断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在大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改进并创造自己的新技术。1950年鞍钢首先在国内使用烧结矿，率先在世界上用消石灰作熔剂，解决了细精粉烧结难题，此举推翻了美、日专家认为鞍钢不宜生产烧结矿的结论。1951年鞍钢成功地炼出含硅0.6%~0.9%的炼钢铁水，从此，铁水不再需要预精炼，结果钢产量提高50%以上，打破了美国专家为日本人在昭和制钢所(鞍钢前身，日伪时期的名称)设计的生产格局。1954年鞍钢改变了传统冶炼铸造铁的造渣制度，由碱性渣变成酸性渣，高炉冶炼技术登上新高度。提高干风温度是在学习前苏联加湿鼓风操作最盛行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加湿鼓风在世界范围得到认同，提高干风温度是逆潮流的举措。1951年鞍钢高炉工作者提出重视鼓风速度和鼓风动能，经过10年努力，发展成系统的“下部调剂”操作，通过实践和理论分析，建立了一套具有极强指导性的“下部调剂规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的下部调剂规程。鞍钢在原料质量较差的条件下，高炉能够长期稳定顺行，下部调剂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国各高炉普遍采用的下部调剂方法，大多是由鞍钢规程发展而成的。

第三，重视原料工作。1950年开始生产烧结矿，1952年起用简单的龙门型吊车混匀铁矿石；多年来一直努力提高精矿品位和改进烧结矿质量，限于“鞍山式”原矿品位低，可选性差，精料工作始终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第四，强调高炉顺行。我国高炉操作技术，经历了各种历史环境的锻炼、特别是经受了1958年“大跃进”的考验。当时不少企业不顾客观条件，一味吹大风，高炉正常冶炼进程遭到破坏；一些理论家和操作者也提出“顺行不是目的”，一度动摇了部分高炉工作者。鞍钢同志不为所动，坚持高炉顺行并正确地指出：顺行不是目的，是前提，高炉没有顺行，什么也得不到。在大多数高炉全力吹风的时候，鞍钢坚持正常操作。

第五，强调稳定生产，是鞍钢高炉操作的优良传统。从表面看，鞍钢高炉生产水平并不轰轰烈烈，好像一匹壮马，稳健地走在大路上，比起赛马场上奔驰的骏马，似乎缺少飞奔的雄姿，没有短促的辉煌；然而路遥知马力，稳健的壮马雄风永存。鞍钢高炉日常操作尽力减少变动，坚持长期稳定顺行。40多年来，我数十次到鞍钢，每次都到炉子上观察他们的操作，每次都有收获。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稳定，这与一些厂几天一变，甚至一天几变，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六，追求全面地强化高炉操作，除提高冶炼强度外，更强调降低消耗。一度被错误批判的“中等冶炼强度”方针，就是鞍钢全面强化的具体体现。鞍钢强调在适应原料的基础上提高冶炼强度，争取产量、焦比、寿命等方面的综合效益，这是中等冶炼强度的实质。

鞍钢这些高炉操作特点，对全国高炉冶炼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宝贵经验是鞍钢专家群体创造的。在这个创造性的群体中，已故著名炼铁专家、50年代鞍钢炼铁厂厂长蔡博无疑是杰出的代表和带头人。正如我国著名钢铁专家周传典同志在蔡博遗体告别仪式的献词上写的：“献给新中国近代高炉技术的带头人和奠基人。”蔡博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1955年夏天，我在鞍钢6号高炉实习。一天早晨，苏联专家波斯加诺伊走进高炉值班室，他观察了一会，认为装料制度应当改变，这时进来一个中等身材的白面书生，他用俄语和专家讨论，起初说的不快，还能听个大概，可是不久谈话速度加快，讨论变成争论，后来专家走了，“书生”也毫无表情地走了，我问身边的值班工长蔡化南同志：“他是谁?”，“我们厂长，蔡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蔡博，4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印象，依然十分鲜明!那个年代，领导一再强调，对苏联专家建议，必须坚决执行。与专家争论“无理三扁担，有理扁担三”，是不允许的。

蔡博是革命家蔡和森和向警予的儿子，烈士的后代。15岁去苏联，毕业于莫斯科钢铁学院，1949年回国时25岁，先在鞍钢技术处，后任炼铁厂副厂长、厂长。他把苏联经验带回来，结合鞍钢实际，成功地运用和推广，对鞍钢炼铁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加速作用。

▲蔡博翻译的资料《怎样掌握高炉操作》

蔡博作风严肃，不拘形式，祟尚务实。他身为一厂之长，能容纳不同的技术观点，并创造条件进行试验。1956年9号高炉炉长徐矩良同志提出提高干风温度以降低焦比的措施后，蔡博积极组织试验。有一次天津铁厂总工程师李寿彤同志对我说起当时的情形：“1956年蔡博、成兰伯和周传典、刘真分别在5号高炉和6号高炉作提高干风温度试验，当时我是生产科长，负责组织生产。”那时加湿鼓风已经风行全国，著名冶金学家叶渚沛的“三高”理论正在为高炉专家所认识，叶氏的高湿度论文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的巴尔金院士70寿辰纪念文集中发表，在这种背景下作降低湿度试验，是要有相当勇气的。

1955年召开全国高炉会议，蔡博在大会上作报告，他说：“过去我们在提高冶炼强度的同时，忽略了降低焦比，这是不正确和有害的。当然，在过去提高冶炼强度曾经是先进的技术方针，但在目前，已经达到适当的强度之后，唯一正确的高炉操作方针应该是：在维持保证顺行的中等强度下，不断地降低焦比。”50年代初，我国炼铁原料准备较差，由于片面追求高冶炼强度，高炉普遍结瘤，当时鞍钢、太钢、石钢(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等企业的高炉经常结瘤，有时连续几天不能下料，高炉操作处于混乱状态，这时提出中等冶炼强度方针是正确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1958年以后，中等冶炼强度成为批判的靶子，一些批判者并不知道蔡博所提的中等冶强是1.05~1.07，人云亦云地高谈阔论，实际他们所驾驭的高炉尚未达到中等强化水平，更不用说高强度。蔡博不为所动，坚持正确意见。1961年中国金属学会在北京召开炼铁年会，这次会议全面地总结三年“大跃进”的高炉操作经验教训，会上蔡博代表由5个单位23位专家组成的“冶金部鉴定工作组”，对本钢，实际也是对全国高炉强化的经验、教训作全面的分析、鉴定，指出：“新的高炉强化方针是建立在精料的基础上的，精料、低焦比、高强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从长远来看我国的重点炼铁企业都应走向原料、燃料基础与强化方针互相适应的局面，虽然这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是这样漫长，而我国不少炼铁厂在蔡博同志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之后很长时间依然故我，还是追求强度，忽视精料。现在，35年过去了，实践证明，蔡博强调的精料工作，越来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

1983年4月蔡博寄来他写的《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科研三十年》论文的铅印本，论文前面是聂荣臻元帅亲自签名的给蔡博复信的影印件。聂荣臻在信中写道：“你对三十年来的炼铁科研总结很重要，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份工业部门系统的科研工作总结，希望铅印出来发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蔡博同志以他一贯的务实精神直言不讳，坦率地说出他的看法：“1958年以来我们实际上普遍推行了一条以高炉容积小型化为总前提，放弃焦比，以追求冶炼强度的方针，即‘精料、大风、高温’的方针，这条方针风靡全国，实际上阻碍了全国重点企业大中型高炉的前进。”在文中蔡博沉痛地写道：“追溯这一时期的科研总结工作，我们不能不指出它们所染有的时代通病：经济建设上的左倾路线所打下的深刻烙印。”这篇论文写于1982年，当时这样坦率的陈述，体现了他的风格。他的务实性格，使他能全面地观察、认识问题，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聂荣臻元帅给蔡博的复信

1991年10月3日突然接到“蔡博同志治丧委员会”的讣告，我真是大吃一惊!一个多月前还在一起吃饭，席间谈笑风生，怎么……?蔡博同志有哮喘病和心脏病，9月18日因心脏病发作，突然逝世!67岁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以他的人格和学问，走得太早了，实在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