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在艰苦年代吃是头等大事。

我们一家五口，我爸我妈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0斤，我哥我姐每月是28斤，我年龄小，每月才27斤，要是实打实地吃，一天还合不上一斤，只能吃个半饱，要搁现在减肥合适了。

那年月城乡差别非常明显，农业人口靠在地里干活挣工分吃饭，非农业人口则是吃供应，吃粮得到粮店买。甭管是30斤，还是28斤，还是27斤，这其中都是有比例限制的，记得白面是每人每月5斤，玉米面每人每月20斤，大米平时没有，过年每人才供应2斤。我第一次吃大米饭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1974年。妈妈蒸了一搪瓷盆，一人两碗，就着有几片肉的酸菜炖粉条和腌黄瓜，那叫一个香啊！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没吃过，因为妈妈要把金子一样的大米留给奶奶，奶奶的身体不好，留着给奶奶改善改善，补补身子。

平时我们和农民家庭一样，上顿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下顿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偶尔吃顿烙饼，也不敢多放油，那会儿供应的豆油是每人每月2两，5口人一个月也就1斤油，1斤油吃起来真得精打细算，省着吃。就这点儿少得可怜的油，还一度被取消过。当年流行过一句民谚：刘子厚，厚子刘，为啥扣我2两油。刘子厚可能是当年的河北省省委书记，不知为啥大脑一热，把豆油供应给减了2两。人们吃油的另一种办法就是高价买来肥肉膘，炼成荤油，搭配着吃。

有一年坝上莜面大丰收，粮店供应的白面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黑乎乎的莜面，而且顶粗粮指标，饭桌上不是莜面窝子，就是和土豆掺在一起的“打苦累”(音)，再不就是莜面汤，莜面窝子。虽说是粗粮，可毕竟是面食，浇上飘着肉腥的酸菜的、土豆的，或是咸菜的卤，也特别的香，特别解馋。

去年上北京，在海淀的中关村吃了顿莜面窝子，虽说店家标榜是正宗坝上莜面窝子，价钱还不低，可就吃不出当年那热气腾腾的红火，大锅滋滋拉拉响着的炖菜扑鼻的浓香，还有看着大锅望眼欲穿的祈盼，踢里秃噜、甩开膀子吃的豪情，这些都没吃出来，总觉少了点什么。

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供应了一阵子麦麸子，说是白面可不白，像莜面，又没有莜面细，有些糙，但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就是每人多供应了几斤，你看吧，家家户户都在烙这种麦麸子饼，都在吃这种麦麸子饼，上学的孩子中午带的饭也是这种有盐无油的干巴饼，但怎么说也比那玉米面饽饽好吃呀。

谁家的粮食也如此，不够吃，粗粮细做便应运而生，白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的“二代王”，白面、玉米面和莜面或是高梁面掺在一起的“三代王”，玉米面和好放一层菜馅，再一蒸，香。

小镇上有一家烧饼店，打的油酥烧饼就掺了一少半玉米面，咬上一口直往下掉渣。就这样还8分儿钱，2两粮票一个呢。

粮食缺，粮票更金贵。那年头，买啥都凭票，买几斤粉条，买个立柜，买条烟，买瓶酒，都得凭票。买粮食，买点心，就得拿粮票了。说粮票金贵，是因为有了钱，没粮票不一定能买来食品。

粮票分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有的东西要地方粮票，有的要全国通用的，而有的必须得北京粮票。

爸爸和哥哥一次到北京看我姥爷，到街上想买点北京点心带回去，商店是非北京粮票不收，全国通用的也不行，好像全国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爸爸只好再回去和姥爷要了2斤北京粮票，姥爷从皱巴巴的小钱夹里捏出了两张面值一斤的北京粮票递给爸爸，才给我们买回了渴望已久的北京点心。